命价问题
清朝咸丰九年(1859年)九月十八日上午，皇帝在北京玉泉山清音斋召见福建布政使张集馨，问起了福建械斗的情景，摘抄对话记录如下：
皇上问：“械斗是何情形?”
张答：
“……大姓欺凌小姓，而小姓不甘被欺，纠数十庄小姓而与大族相斗。”
皇上问：“地方官不往弹压么?”
张答：“臣前过惠安时，见械斗方起，部伍亦甚整齐。大姓红旗，小姓白旗，枪炮刀矛，器械俱备。闻金而进，见火而退。当其斗酣时，官即禁谕，概不遵依。”
皇上问：“杀伤后便如何完结?”
张答：“大姓如击毙小姓二十命，小姓仅击毙大姓十命，除相抵外，照数需索命价，互讼到官。”
皇上问：“命价每名若干?”
张答：“闻雇主给尸亲三十洋元，于祠堂公所供一忠勇公牌位。”
在这里我初次看到“命价”一词。并且得知准确价格：30洋元(西班牙银元)。19世纪50年代，大米的平均价格是每石2.4洋元，一条人命的价值不足1800斤大米，不过2000元人民币。
皇上的问题打破了一个美好的神话。所谓生命无价，儒家宣称的人命关天，并不符合历史事实。人命是有行情的，天子还打听行情呢。
从主体自我估量的角度看，生命无价似乎讲得通：任何东西都不如自己的生命贵重，人都死了，人用的东西还算个什么?不过，即使从这个狭隘的视角追究下去，人的生命仍然是有价的。如今的艾滋病大概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。只要吃得起昂贵的药物，艾滋病人可以尽其天年，在这个意义上，死于艾滋病的人，是因为买不起自己的命。他的生命的价格，取决于本人的支付意愿，更取决于本人的支付能力。
一旦跳出自我估量的视角，进入历史和社会实践的领域，生命的价格便显出巨大的差异。命价体现着人命与生存资源的交换关系，两者余缺相对，变化纷呈。
官价
意识到命价存在之后，我才发现古人明白得很，甚至早就以法律形式给出了官价。
清雍正十二年(1734年)，户部(财政部)和刑部(近似司法部)奏请皇帝批准，颁布了不同身份的人赎买死罪的价格：三品以上官，银一万二千两；四品官，银五千两；五六品官，四千两；七品以下和进士、举人，二千五百两；贡生、监生二千两；平人一千二百两。
明朝也可以赎买死刑，但必须符合赎罪条件，包括年龄、性别、官员身份、亲老赡养等方面的考量。《大明律・名例》规定，死刑的赎价为铜钱四十二贯。在《大明律》制订时，这笔钱折合四十二两白银，大体相当于七品知县一年的俸禄。
从数字上看，明朝的命价比清朝便宜许多。实际上，清朝的白银购买力往往不及明朝的三分之一，计算命价的时候也应该打个三折。另外，清朝经济要比明朝繁荣，人们的支付能力强，性命也应该贵一些。最后，如果回忆一下咸丰皇帝打听到的行情，就会发现官价大大高于命价，福建民间开出的30洋元，只能兑换21两白银。
明朝并不是以钱赎命的首创者。建立金国的女真族习惯法规定：“杀人偿马牛三十。”再往前追，汉惠帝时期，民有罪，得买爵三十级免死罪。性命可赎，其他肉体伤害也可赎。司马迁若家境富饶，就可以免受宫刑，奈何“家贫，财赂不足以自赎”。
以钱物赎罪甚至赎命，一直可以追溯到尧舜时代。《尚书・舜典》中便有了“金作赎刑”的说法。所赎之刑，从墨刑到宫刑到死刑皆可，但要满足“罪疑”的条件――断罪有可疑之处。
我看到的最完整的命价等级资料，来自西藏噶玛政权(噶玛丹迥旺布，1632~1642年在位)时期的《十六法》和五世达赖时期(清初)的《十三法》。法律将命价分为三等九级，最高级是“无价”，或等身的黄金；最低级只值一根草绳：
上等――
上上：藏王等最高统治者，无价(《十六法》规定，上上等命价为与身体等量的黄金)。
上中：善知识、轨范师、寺院管家、高级官员(有三百以上仆从的头领、政府宗本、寺庙的堪布等)，命价三百至四百两。
上下：中级官员、僧侣(扎仓的喇嘛、比丘、有三百多仆从的政府仲科等官员)，命价二百两。
中等――
中上：一般官员、侍寝小吏、官员之办事小吏(属仲科的骑士、寺院扎仓的执事、掌堂师等)，命价一百四十至一百五十两。
中中：中级公务员(小寺院的扎巴)，命价五十至七十两。
中下：平民(世俗贵族类)，命价三十至四十两。
下等――
下上：无主独身者、政府的勤杂人员，命价三十两。
下中：定居纳税的铁匠、屠夫、乞丐，命价二十两。
下下：妇女、流浪汉、乞丐、屠夫、铁匠，命价草绳一根。《十六法》规定，下下等命价为十两。
这套法律不仅规定了命价，还规定了“血价”――五官或四肢受伤致残，伤人者要根据具体情况，向受害者赔偿所属等级命价的三分之一、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。
这里出现了“无价”的字样。我们知道，这是主体自我估量的感觉。法律表达了这种感觉，恰好表明了谁是法律的制订者。不过，自我估量归自我估量，世界历史经验证明，最高统治者的生命并不是无价的。1533年，西班牙殖民者皮萨罗囚禁了印加国王阿塔华尔帕，双方谈妥，国王性命的赎金是一大笔金银，金银要在囚室内堆到伸手所及的高度。这间囚室长约7米，宽约5米，据说堆积了黄金一万三千多磅，白银两万六千磅。这就是印加国王的命价。顺便说一句，皮萨罗得到金银后，照样处死了国王阿塔华尔帕，只把烧死改成了绞死。
以钱换命
最典型的以钱换命，发生在绑票和赎票的交易中。蔡少卿先生在《民国时期的土匪》中写道：
如果土匪绑架到一名富家女子，就像抓到了一个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，这种行为就叫做“请观音”。如果绑架到一个有钱的男人，就像逮到了一头肥猪，称之为“拉肥猪”。如果绑架到财主家的小孩，就叫“抱童子”。
赎票的价格和付款时间的限制，由匪首根据被绑户的经济状况和具体要求评定。绑架未婚少女，如果这年轻妇女要求天黑之前回去，那就是一种特殊的“快票”，即当天付款当天赎回。如隔夜再赎，婆家就不要了。因此快票得款特别快，索价比较低。赎票除用现金外，鸦片、粮食、武器、马匹等均可抵偿，据民国陆军少将钱锡霖1918年报告：“山东土匪抢架勒赎，动辄数万元，少亦数百元。” 后来发展为四处抢掠、逢人即绑时，票价就降为“三百元、百余元、十元即可，甚至无钱可缴者用鸡子一百个亦可赎票”。洛阳地方的土匪竟扬言：“贫富都要，不值一双鞋，亦值一盒纸烟。”
1932年9月，两个英国人，医生的女儿廷可・波利和一家英国洋行的雇员，在辽河边上的牛庄被中国土匪绑票。土匪为这两张洋票开出了天价。
这是土匪写给人质父亲的信：
“第一封信想必已经收到，但数天来何故迟迟不复?波利女士的赎金为七十万大洋，科克伦先生为六十万大洋，外加一百枝步枪、三万发子弹、两百盎司上等烟土、五十码黑缎、一百只金戒指、三十只金手表、两挺重机枪、五万发子弹、四枝毛瑟枪、一百二十把左轮手枪、一百二十枝来福枪并配子弹。倘若一个星期内不予答复，就割下波利女士和科克伦先生的耳朵奉上。倘两个星期内不见答复，就毙了他俩。万勿以为我等心慈手软，仅危言耸听而已。不照此办理，定然说到做到。”
信里还提到，如果日本人一周内撤出满洲，他们就无条件地交还洋票。
价格如此巨大，就连印加国王的命价都不及此数，但土匪硬是开出来了。对此，绑匪北霸天和波利有一段对话：
波利说：“我俩都是小人物，你怎么老是看好我们值一大笔钱。肯掏钱救我俩的只有我父亲，可是他的钱根本就不多。”
“你们政府会掏钱的。”他肯定地说。
“不，不会的。他们为什么要掏钱?假如你们中谁被绑架了，你们的中央政府会为了他出大把大把的钱吗?当然不会，你心里一定很清楚，对政府来说，你我都算不了什么。”
“那么让日本人掏钱，他们有责任，就该负担这笔钱。”
我转过脸去，不耐烦地耸耸肩。关于赎金的争论，每次谈到这里就卡住了。随你怎么解释，北霸天总认为日本人应该、能够而且愿意为我俩出钱。
离奇的是，后来日本人确实掏钱了，他们出面谈判，达成了协议。1932年10月20日，日本人用马车拉着两个红色的大箱子，装了崭新的票子，从中国土匪手里赎回了英国人质。
据说，由于人质危机，英国海军开进了中国内河，威胁日本说：如果他们不解决此事，英国就要自己解决。这样一来，英国人质的生死就成为英国介入满洲、干预日本统治的借口。日本人不能让这个借口成立，英国的介入对他们巩固自己的统治太不利了，于是，两害相权取其轻，只好向土匪付了成箱子的钱。在这里，英国人质的命价，取决于日本人肯花多少钱避免英国军队介入所造成的麻烦。
1929年5月，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颁布了《清匪奖励办法》：凡军警搜捕匪首一名，赏现大洋三千元。搜捕匪徒一名，赏现大洋一千五百元。因剿匪而阵亡的官长，每名发抚恤金五千元，士兵发一千元。这里出现了两个命价：土匪的命价和官兵的命价。土匪的命是官兵们拼命夺来的，买土匪的命，等于买官兵去拼命。 军阀买官兵的命，不同于亲属赎买人质的命。赎票买命，好比百姓买粮是为了自己吃。军阀买官兵的命，好比糕点厂的老板买粮是为了加工出售。在军阀的计算里，官兵的性命是一种资本，只要运用得当，就可以创造高于命价本身的价值。
（摘自《历史不忍细看》，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，定价：29.80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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